丁大全的上位拜相，标志着他登顶人生的巅峰在线配资开户免息，获取了梦寐以求的权力。
同时，宰执之位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需要他全力以赴、协助君王打理这个已然摇摇欲坠的国家。
丁大全在任期间，宋朝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土则饱受蒙古军的蹂躏，朝廷内政方面也有许多亟待处理的问题。
作为朝廷里的实权人物，丁大全在内忧外患日渐深重的局面当中接过了统领国家的重担，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打理这个已历时近三百载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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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异己，培植同党
丁大全靠打压政敌、玩弄权谋得以登上宰相之位。
拜相登台之后，他并未就此停止针对反对势力的打压，相反，丁大全还将压制的言论范围进一步扩大，将那些擅自在皇帝面前谈论边事以及上书论政事对自己不利者一律当做的迫害对象，轻则扣下奏疏不报，或是免职排挤出朝、重则诬以罪名，流放编管。
宝祐六年，国子监主簿徐宗仁上书指斥理宗赏罚不分、包庇丁大全等奸佞，以至于前线将士不肯用命，造成“今东南一隅天下，已半坏于此数人之手”的局面:要求理宗倾听学校和朝野的呼声，严惩丁大全一党以谢天下。
奏疏上交之后朝廷对其“不报”，应是落入了丁大全、董宋臣之流手中。
太常主簿王应入宫面见天子，向理宗提及边疆形势日渐危急，称“淮成方警，蜀道孔艰，海表上流皆有藩篱唇齿之扰。”
同时告诫理宗不要再沉湎于安逸之中，应该广开言路，不应只相信“容悦之言”以麻痹自己。
此言一出，理宗有所触动，也意识到王应麟所言非虚。
然而，丁大全却为之不悦，认为王应是在指责自己以言语诓骗君上，遂将其免职逐出朝廷。
对于自己一心想要拉拢的王应麟，丁大全都没有选择网开一面，而是以免职作为手段，对应麟进行直接敲打，不给他在皇帝面前继续冒犯自己权威的机会。
面对其他措辞更加激烈的反对者、或是曾“冒犯”自己及党羽的朝臣，丁大全更是不留情面，运用宰相职权和台谏作为自己的武器，给这些人扣上罪名，轻则将他们流放拘管、削官谪居，重则下狱论罪。
除了忙于内斗巩固权势，制造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社会氛围外，丁大全在处理内政时，频频进行政治分赃。
与他结为同党的袁玠(任沿江制置副使)、朱熠(任执政，与丁大全共事)、沈(任学官，控制太学)、方大猷(任宣抚司参议官)、吴衍(任起居郎兼侍讲，参与监督开庆元年科举)、顾嵓(任临安知府)等人相继分得有权有势的美职:朝堂之上亦因此乌烟气。
丁大全排斥忠谏之士、任用亲信群小为政的举措，堪称任人无方、祸国民。
专断擅权
处理日常政务时，丁大全则也是饱含私心、黔驴技穷。面对晚宋时期财源枯竭、开支浩繁的财政困境，丁大全则将目光对准了那些有钱无势的富人（即富民）。
在他的带领下，他的执政团队则故伎重演，利用晚宋腐朽的司法系统，打着皇帝的旗号“兴罗织狱，凡闻家大阀竞财，悉搂以入内帑”。
用公器将他人的私财予以罚没，试图在解决宋季财政危机的同时满足自己及理宗对于奢侈生活的要求。
在面对所谓的“天变”之时，丁大全则继承了理宗朝其他率执所犯过的错误，与理宗一起空谈性理，不提治国之策，用宽泛而不着边际的“愿陛下修政以禳之”之类的言论来作为回答皇帝关于“天变”问题的答案。
而在听闻理宗“尝以忧患为心，未尝一日以位(皇位)为乐”的慨叹时，丁大全则发挥用于取悦君上的谄媚之术，将理宗吹捧成万古圣君，称赞主子“今圣心于忧勤，过于文(周文王)、武(周武王)远矣”，堪称庸碌无为、贪婪成性。
在针对内政问题的处理上，丁大全唯一涉及当时官场顽疾的提议则是在处置“郡守多不安于久任”之困时，在俞文豹的笔下，这一现象被描述为“今为州县者,急于取偿，往往下车，便为去计”。
此种困局的存在，与晚宋社会风气日渐奢靡浮躁、士人群体受此不正之风影响而崇尚利益、忽视实干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于此困局，丁大全主张祖宗之法虽然可变，官员的确可以较为迅速获得提拔但也必须“民庸既著，方可置之朝列”圆，这一提议，以“民庸既著”。
即治民之功显著作为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依托考核成绩作为郡守升职或入朝任职的根据，这一举措的提出，与丁大全早年在萧山县任职期间因“有及民之政”而著称亦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丁大全对自身仕宦经验的实际应用。
但对于考核者为谁、怎样才叫“民庸既著”，丁大全则没有提及，若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度约束，这一举措则会变成皇帝和宰执进行个人酬佣的工具。
因此这一政策并不是十分值得称道，相反还有可能是丁大全为同党加官进爵的合法工具。
抵御蒙军斡腹
内政方面，丁大全建树寥寥，甚至还有误国害民之嫌。
而在应对蒙古军的大规模进攻时，大全及其执政团队则表现平庸、疲于应付，带领着宋朝在蒙古大军的入侵当中得过且过、苟延残喘，并未尽到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职责。
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宋朝面临着的最大威胁并非天灾、亦非是财政危机及制度腐朽，而是蒙古大汗蒙哥发起的全面攻宋战争。
蒙古军将领汪田哥奉命在汉中的利州屯田修治，意图占据入蜀通道，为蒙古军全面征服四川奠定基础，在其他地区，则多次发起针对“南宋北部边界的袭击和侦察活动”。
战端拉开序幕，丁大全与执政们也由此承担起了组织卫国战争的重任，处置对外军事及与军事相关的内政问题，也就成了丁大全的主要职责和使命。
史载，自兀良合台率部斡腹入侵江南以来，蒙古军一共“转斗千里，未尝败北。大小十三战，杀宋兵四十余万，擒其将大小三人”。
这一记载虽然有夸大兀良合台所获战功的嫌疑，但也足以说明宋朝军民在蒙古军的斡腹之战中死伤深重，宋朝江南腹地则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
究其原因，除了与宋朝腹地兵力薄弱，民众久不识兵，以及蒙古军战力强悍有着密切关联之外。
丁大全及其执政团队在防御广西边境时的迟滞失当，及蒙古军进入江南腹地后丁大全等执政未能提出有效应对之策，显然也是导致蒙古军深入宋境、大肆劫掠多地的原因之一。
组织川蜀保卫战
自蒙古以宋人发起“端平入洛”行动为借口主动撕毁盟约、发动针对宋朝全面入侵以来，川蜀一带始终是蒙古军攻掠的主要地域，也宋朝半壁江山当中受兵灾之害最为深重的地区。
蒙哥汗此次攻宋战争，同样将四川作为了发动攻势的重点地域。
早在蒙哥亲率大军入川之前，成都就已经陷落，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为了收复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攻成都，纽邻率师与战，败之”。
但在五月时，丁大全却绝口不提战败之事，而是转而向皇帝声称成都之战中出现“拔木之风、石子之雨”，让蒙古军为之丧胆。
将其与自己继任宰执之后“久旱得雨”并列，称这两件事为“天祐中国之意”。
直到八月理宗要求宋军继续反攻作战，尽早夺回成都，丁大全竟然回奏称“朝廷既已示劝，何事不可为？”认定川蜀局势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在丁大全的不作为政策下，宋军在川蜀地区屡屡失利，川西大片土地落入敌手，蒙哥汗的大军对川东已然形成了步步紧逼之势。
面临军事危局，朝廷却没法拿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只能一面颁布诏书慰问前线官兵，给苦战已久的四川将士增加钱粮等物资补助（增支口券），以激励士卒继续坚持作战。
一面将在两淮取得大捷的贾似道调任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赋予其军事、政治、财政大权，全权负责川东、湖北等地的防御作战。
直至开庆元年六月，吕文德击溃蒙古军进入重庆，重庆解围，但在增援钓鱼城时，宋军却遭到了失败。
直到秋七月，由于蒙哥汗猝然死于军中，蒙古军亦随之大规模撤离川东，四川的危局也因此暂告缓解。
总结
而从整体角度来看，丁大全在为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乃是有功有过，过大于功。
在处置南宋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他“一柂中流欠把持，偏轻偏重失便宜”，除在财政问题的处置方面拥有一定建树之外，在大多数政务的处理过程中，他则将南宋的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及同党利益之下，将官场当做自己以权谋私的自留地。
在军事层面，他则应付不力、对前线军情大肆隐瞒，唯恐皇帝知晓前线战况后会失去对于自己的信任。
这些举措，让他进一步失去人心，同时也强化了他在其他朝臣乃至士人心目中的“奸臣误国”形象，为他最终横死荒野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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