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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是最难预知的国家,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英国人看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德国是具有威胁的。“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它们就可以利用广袤大陆上的资源建造舰队,那样一来,德意志帝国征服世界的前景就在眼前。
但在圣彼得堡看来,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个更紧迫的麻烦——如果德国在与英法的对抗中占了上风,德国就可以动用殖民地的资源来对付亚欧大陆内陆国家。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德国与俄国结盟,而是德国征服俄国。拿破仑曾经试图征服俄国,但是从法国一直打到莫斯科实在是项太过艰巨的任务。然而,从更内陆地带出征的德国可能会更有把握征服俄国。
展开剩余66%柏林的政治家们则看到了第三个维度。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危险并非德国征服海岸国家或殖民地带,亦或是德国征服内陆心脏地带,而是海岸国家及殖民地带和大陆心脏地带联合起来夹击德国——这种情形自18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数次。德国的领导者们认为,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这个很简单的战略态势造成了德国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
这三种关于德国的不同的前景将引发欧洲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的走向。不过,最初,德国人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着。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他或许是19世纪最不严谨,但最精明的外交家。俾斯麦认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60年代诉诸武力。经过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短促而激烈的战争,杂乱而脆弱的德意志邦国组成了大陆心脏地带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然而,在赢得了这些战争之后,俾斯麦又意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70年代放弃武力。要避免被大陆心脏地带和海岸国家双面夹击的厄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他国家都处于两面摇摆的状态,即在东欧和中欧不断组建或打破联盟,安抚英国,孤立法国。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还能把这种杂耍式的外交玩得很好。但随着英国地位的下降,未知的未知因素变得越来越多,因而杂耍的难度也越来越大。1890年,年轻的新君抛弃了这位年迈的帝国宰相,并且开始像世界各国的首脑一样开始思考,武力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他的将军们制订先发制人的战争方案,而德国的政治家们则用战争的风险来分散选民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至于太过关注快速工业化导致的国内阶层矛盾。老板和工人或许会相互憎恨,但只要他们都更憎恨外国人,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下期内容德国的激进行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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