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股票资本分配
在中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之中,二本学生是一个数字庞大,面目却有些模糊的群体。黄灯长期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她将自己一线教学的经历和观察、走访汇集成两本书《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于2020年,有黄灯十几年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有近100位二本学生的倾诉,展现了这批年轻人的青春、犹豫、困惑、天真和挣扎。在近期出版的《去家访》中,黄灯进一步走访了学生的原生家庭,探访他们的成长环境,在这些散落在中国地图上的小城、乡镇、村落中,她看到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做的艰辛付出,也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了教育的意义。
随着黄灯实地了解的家庭越来越多,她更加深刻地感知到,家庭教育的差异给孩子施加了完全不同的影响。黄灯发现,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父母常年陪伴长大的孩子,尽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学,甚至出现在同一课堂,但从他们的状态看,那些缺乏陪伴、独自成长的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为内向、不自信、容易紧张,而那些父母陪伴长大的孩子,性格上则要舒展、自信和从容很多。
该行上调对公司今年销售及净利润预测2%及3%,维持该股“跑赢大市”评级,并喜好公司今年表现跑赢同业,目标价则由69港元降至65港元,反映疲弱情绪,目标EV/EBIT倍数亦下调至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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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家乡的关系紧密与否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选择。源盛来自广东农村,他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流动、迁徙的过程。毕业之后他留在了城市,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做过各种兼职,与室友挤在狭小的出租屋内,也曾遭遇骗局……在经历各种波折之后,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来自云南乡村的章韬则选择了回乡创业的道路,他与拥有木雕手艺的父亲合作开办了木艺作坊。与其他工坊老板不同,念过大学的章韬展现出的思想和人文素养,让他获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黄灯注意到,对于很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上大学依旧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然而,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也很容易让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陷入新的迷茫。她也注意到,很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在大学里依然无法拜托原生家庭的桎梏,在沉默中走向社会。黄灯希望能够找到方式去帮助他们剥离这种负面的牵扯,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从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具体情况开始。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大学教育如何帮助这位女生与原生家庭达成和解黄灯/文
对正敏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跨入大学前,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每一步都是险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如果妈妈不去镇上买房子,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妈妈生的孩子一样,读完初中去打工,落入十七八岁嫁人生子的命运;如果妈妈不离开陂面,不放弃那份只能换来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面对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学费和每月确定的生活费,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就不可能拥有机会读高中。
正敏的求学与妈妈背后的支持,构成了家庭的主要叙事,而爸爸和哥哥始终蜷缩家中、被动遭遇社会变迁的状态,显然是更为基本的存在,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并产生了剧烈撕裂,而其中核心的张力,是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妈妈的支持,给了她通过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牵扯、妈妈“越南婆”身份让她感受到的不公,则构成了正敏成长过程中看不见的暗礁,而她主动逃离生命暗礁的行动,则让我从教育要素的层面,看到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起点出发,一步步往前走的坚定勇气,更看到了正敏充沛的“个体能动性”,对原生家庭魔咒的成功破除。
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
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想起来,正敏的真正觉醒,源自妈妈越南人的身份,总是无端受到亲戚、邻居甚至陌生人的轻贱。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搬到陂面镇没多久,隔壁一个老头总是八卦妈妈的事情,甚至当着爸爸的面煽风点火:“这样的老婆要来有什么用?”爸爸没有维护妈妈,一旁的正敏怒火中烧,她冲到老头面前,指着鼻子回击:“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家怎么样,关你什么事?”老头被正敏吓住,从此不敢正眼看她。
对于爸爸的糊涂和懦弱,正敏也不是一味忍让。初中时,哥哥常在学校打架,爸爸的方法不是管教,而是不顾家庭的实际情况,让他放弃寄宿,每天花一个小时用摩托车接送,正敏对此表达了明确的不满。尽管爸爸对哥哥的宠溺从未改变,但在正敏成绩明显领先哥哥的状况下,对于妈妈外出打工供正敏念书的选择,他并不敢有任何怨言。事实上,在重男轻女的氛围中,正敏的功课,始终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爸爸从没管过我,全靠自己悟”。在尝到优异的成绩可以被别人称呼为“越南阿香的女儿”后,正敏觉察到“让妈妈骄傲,是一件幸福的事”,通过学习回报妈妈,成为她滋生力量的根源。
初中阶段,和其他叛逆的女孩一样,在寄宿生活中,爱的匮乏,导致正敏陷入了拍拖的漩涡。男孩父亲知道正敏妈妈来自越南后,明确对儿子发话:“他们家庭这个鬼样子,如果你不跟她分手,就是最大不孝。 ”尽管这只是一段青涩的插曲,但成人的世故,却早早让正敏洞悉到家庭对她的羁绊,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正敏坚定了一个想法:“我发誓一定要考个好大学,让他们见识一下。”
这次青春的反抗,以正敏的胜利告终,她高考的分数超过一本线,而男孩却比她低了几百分。
在答应带正敏做课题后,我才知道她进入大学内心所面临的风暴。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乐观大方的姑娘,在熬过中学阶段的种种艰难后,从踏进我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将对妈妈及其背后更为庞大人群的审视,当作了大学阶段自救的开端。
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正敏曾经在知乎上和网友讨论过家庭的经济状况,网友的反馈,让她意外地确认了一个事实:当下社会,如果一个家庭拿不出两万块钱,简直不可思议。而在此以前,她一直认为这样的家庭是社会的常态。第一次,她隐隐约约觉得“社会给穷人的机会少”,隐隐约约觉得爸爸和哥哥的混沌、懒散、不作为,不能简单归结为不努力。她坦言大学的时光,自己看起来开朗、乐观,但内心有个角落,始终被自卑主宰,“我个子不高,没有才艺,更没有特长”,“我不愿意将老师、同学带回家中,我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引来同情的目光,勾起内心的压抑和自卑”。
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而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契机,剥离掉这种负面的牵扯,让“大学”成为滋养年轻人成长的坚定力量,是我一直琢磨,但并未解决的问题。
我不知道正敏做课题的动机,是源于对妈妈的同情,还是有意突围自身的困境,或者仅仅只是学业的需求。但当她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坦诚和我说起她的意思时,那双急切、充满希冀的眼睛,让我看到一个女孩主动向外寻找支持的努力。我对正敏课题组的期待,除了按照结项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调研报告,更希望她在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外,写一些感性的文字,比如非虚构作品,我知道她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同时也对调研对象投入了强烈的情感,写写自己的越南妈妈,已经水到渠成。
——无论如何,这次意外的邂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正敏通过与家人的重新链接,不但学会抛开个人的情绪,重新理解了爸爸和哥哥,也重新理解了背后的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看到了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正在遭受的流动性命运。
更重要的是,在和妈妈的直接交流中,正敏看到了她身处异国他乡一直被遮蔽的痛苦、辛酸和懊恼,也看到了自己在妈妈生命中“犹如重生”般的意义。负载于课题之需的母女交流,第一次,妈妈说出在茂密的竹林,自己差点被滚石砸死;第一次,妈妈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来自爸爸的轻蔑和冷漠;第一次,妈妈不再隐瞒外婆的去世是她终身的遗憾和痛苦。在一次次奔赴重庆看望妈妈的艰辛旅途中,正敏切身感受到了妈妈没有合法身份所致的无限恐惧,她从妈妈遭受的困境中,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求学和她深刻的关联,理解了自己的成长给予妈妈的精神支持。
正敏由此萌生了对自我的坚定确认,一种内在的力量悄然滋生。
正是通过课题之需的调研,正敏看清了妈妈无人知晓的生命细节,在一种程式化的学术生活中,母女之间达成了真正的沟通和理解。最终,这种来自对家人的重新审视和体恤,让正敏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并促使她拿起笔,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爸爸、妈妈、哥哥的生命史,在家庭成员的换位对视中,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避免了大学阶段陷入煎熬和虚空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正敏赤诚的表达,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被很多人获悉,前面提到的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引起了很多讨论和关注,她由此感受到了书写和“看见”的神奇,感受到了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
她对此深有感触:“对我而言,我一直害怕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规训。我愈是想要逃离、摆脱‘农二代’的身份,愈是容易与现实脱嵌,并陷入自我认同的游离状态。而赤诚地接纳自己,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
我无法说清这次课题对于正敏的意义,更无法说清一种接通生命经验的写作,对一个孩子成长的价值,但通过和正敏的交往及观察,我真切感受到,在大学阶段,接纳真实的自己,是一个人成长的开端,下蹲的人生姿态,有助于年轻人滋生最原初的生命力量,迸发出难得的创造力和直面生活的勇气。而写作,也许是一个孩子激活与家人关系的契机,他们也许能从个体的困境,看到更为庞大群体的命运,而这种廓大的看见,对年轻的个体而言,是增强他们抵挡人生困境的可靠方式。
——作为教师,我时刻意识到,在应试教育将孩子们架空的漫长过程中,如何引导年轻的个体落到踏实的生命境遇,如何让他们在各自的成长中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当下考核常态化、管理表面化的教育语境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少有的写作课堂,最大的企图,也无非想通过有限的写作训练,去尽力达成这种效果,但唯有正敏,让我看到了结果,见证了包裹在写作中的生命实践所产生的可行性。
而这,也是我在教学中,格外重视非虚构写作的原因。
作为正敏大学时光的见证者和介入者,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让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
以前,我总是从原生家庭牵绊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成长的困境,更倾向于认定原生家庭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对坚硬的现实感到无能为力,至于教育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状态,我并无坚定的认知。但现在,通过正敏带给我的近距离观察,当我意识到,“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
正敏的家庭,是我接触到的学生家庭中,极为艰难的类型,但她的成长和转变,让我坚定了教育的要义,正在于给年轻人提供摆脱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机会,并让他们在具体的契机中,滋生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在铁一般坚硬的群体固化趋势中,个体的努力,依然是撕开命运的裂缝、摆脱原生家庭的羁绊,获得更多发展的秘密。课题结束后,正敏进一步确信了自己对于文字的热爱,她决定通过考研,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跨向新闻传播专业。2019年,她调剂成功,顺利入读西南某大学的硕士。妈妈的命运,因为女儿勇敢而真诚的书写得以改变,来到中国三十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越南新娘这个隐匿多年的群体,也因为正敏的书写,被更多人看见。
2022年,正敏硕士毕业,和男朋友落脚南方,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寻梦。
我想起家访过程中,正敏和我描述的人生梦想:买套两房一厅的小房子,养一个妈妈,养一只猫。我还想起正敏透露给我的,妈妈最大的梦想,是以合法的身份,早日回去探望日渐老去的父亲。
我相信,这些曾经的蓝图,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
(本文摘自《去家访》中《逃离生命的暗礁》一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举报 文章作者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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